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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道理 道理之说很通俗，如同今人所说，做事要讲道理，此人不讲道理。

何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而皇极一语的深层义涵，实即在于此而不在彼也。

貌曰恭的恭，是肃的意思，即一个人的容止仪态，要让人感到端庄敬肃。孔颖达《疏》则疏通其义而言之曰：视能明，则所见照晢也。而居下者，则需要竭诚奉事，即孔颖达《疏》所说：检敕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长以陵物。水是润下的，火往上燃烧，木则可曲可直，金可以熔而为器具，土可以生长庄稼而收成果实。《洪范》的第四畴为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洪范》第八畴为庶征。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35皮锡瑞指出， 郑解《孝经》所云天地，皆以时行物生、山川高下为言。

对于郑玄何以用天有四时，地有高下解天经、地义 ，皮锡瑞指出  ，因为郑玄认为民是则之中的民即是上章所云庶人也，所以他就紧扣庶人章因天之道，分地之利来解天经、地义  ，从而以视天四时与因地高下解则天之明与因地之利。此类灵验性解读的文本根据无疑就是对感应章的这一理解。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孝为百行之首，人所当常行者，故曰民行。

经于下文乃言宗庙，此事父母，当指生者而言，不必是事死者也。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可以看到，邢昺疏特别以不违反天地之时来解释事天地能明察，其实和郑玄注亦有契合之处。可见，曾子也是先说置之而塞乎天地，再说溥之而横乎四海，且置之犹言孝悌之至，亦非以事功上之达于极致言。22皮锡瑞进一步指出  ，郑玄解孝为天经、地义、民行之语皆是泛说，而且他认为这恰恰体现了郑玄解经之精:云‘孝悌恭敬，民之行也者，郑解此经‘天经‘地义皆泛说，不属孝言，故以孝悌恭敬为民之行，亦不专言孝。

由此也可以看到，仁义之政与孝悌之教，两者皆归属于圣人法则天地以治天下这同一回事。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因此可以概括说，按照宋儒的这种理解，天人之伦与父子之伦的关系也是理一分殊的关系，此可谓人伦上的理一分殊。17这个解释也能在孟子的话中找到相关的根据。

32阮元指出，正义本及多个他本此章章名为应感，今本章名为感应，乃是依郑玄注本所改。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

参见《朱子语类》卷6，载《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14册，第245页。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人是小天地，能则天地之经，斯能体天地之心。《中庸》说: 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明皇注以‘敬事宗庙为说，更非经旨。11此义根据后文董鼎的说法，即人肖像天地而生。董鼎认为，这就是孝为天经、地义、民行的真正含义。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

既然对于这一点各家无异议，那么，邢昺疏的特别之处就并不在此，而是在他引用《说卦》对事父母之道与事天地之道的关系的阐发上。将仁感孝应论以图示的方式更为直观   地呈现出   来，就是下面的仁感孝应图: 仁感孝应图 二 孝是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切身感应，归属于天人感应的超越性经验。

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因为此句说的是明王之孝，所以唐明皇注引用《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之语来说明。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另外，在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下，唐文治注曰:郑君注:‘孝悌恭敬，民皆乐之。

这里的差别也可以如此来刻画:郑玄注是以因地之利的因来统则天之明的则，唐明皇注则是以则天之明的则来统因地之利的因。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40 【注释】 1范晔:《后汉书》卷64，中华书局，1965，第2104—2105页。盖以下文‘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当属泛说，此经与下紧相承接，亦当泛说。

可以看到，在与庶人章相一致这一点上，唐明皇注与郑玄注基本相同，但唐明皇注更强调孝行来自人的法则天地，或如邢昺所言，皆贵法则于天地。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559页。

27马一浮:  《复性书院讲录》，载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第202页。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经地义一句引来。法天明以为常，因地利以行义。

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王曰:善哉!(《春秋繁露·五行对》) 借助五行观念，董仲舒试图紧扣天经、地义来说孝，即试图关联于天地本身的性质来说孝:天道有父子之宜，故孝者天之经; 地道以顺为德行，故孝者地之义。在民是则之句下，郑玄注曰:  天有四时，地有高下，民居其间，当是而则之。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朱子语类》卷95载朱子语:‘感应二字有二义:以感对应而言，则彼感而此应;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如感恩感德之类。此义也为唐明皇注所吸纳，但唐明皇注对文意的解释最终还是落在法则天地上。

30董鼎的这一解释在后来的儒学史上有较大影响，如唐文治说:贺氏长龄曰:‘民性之孝，原于天地。明字气象大，聪明睿智，无所不照;察则工夫细，文理密察，无所不周。